图①：2011年春发布的村民公约被刻在玉鸟流苏广场的锈板上

图②：市民参观良渚文化村村史馆

图③：数字游民参与商讨社区事宜

（记者 汤秋 赵永军 郑锋龙 沈扬） 夜色渐深，良渚文化村社区，数栖湾AI+产业社区里依然亮着灯。白天，这里是年轻创业者的共享办公空间；晚上，园区没有“打烊”，有人抱着电脑继续写代码，有人临时组起一场AI分享会，离开的人会顺手把桌椅归位，再轻轻带上门。

“其实，就算不把规则写出来，大家也会自觉去做。”今年刚入驻园区的年轻创业者谢瑀润告诉记者，入驻时他签下了一份社区公约。

这张薄薄的纸就像一条线，连接着良渚文化村的过去和现在。15年前，同样是在这里，一份由数千户居民参与制定的村民公约成为社区治理的起点。如今，当AI创业者、数字游民成为这里的新村民，一套关于共建、共商、共治的规则也随之走进新的产业空间。

一份公约的“生长”，折射出基层法治建设20年来的变化。

2006年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余杭调研基层法治建设时指出，“基层工作必须善于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同年，余杭出台《关于建设法治余杭的意见》。20年来，从基层民主协商到公共法律服务，从矛盾调解到数字治理，法治逐渐融入城乡社区运行的肌理。

良渚文化村社区就是一个观察窗口。这里2.8万的常住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职业、年龄乃至文化背景的人住进同一个社区，如何形成共同生活的规则？答案最初来自居民自己。

2008年秋，有居民提出制定“良渚宪法”。此后两年间，一份32条的草案被反复讨论，社区走访3931户家庭，收到3653户支持反馈，最终凝练成26条共识。

2011年春，村民公约正式发布。与一般规章不同，这份公约少见“严禁”“不得”，更多的是“我们会”“我们乐于”：“我们乐于陪伴宠物，也会精心照顾它们，以免邻居受到惊扰”“我们乐于享受安静祥和的社区氛围”……没有强制性的罚则，表达着居民对公共生活边界的共同理解。

为了留下这份共同记忆，公约被刻在玉鸟流苏广场的锈板上。经年风雨，锈板上的文字依然清晰。社区治理不能只靠一纸公约。随着汽车越来越多，停车怎么办？宠物越来越多，怎样文明养宠？物业要不要换、公共空间怎么改，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公约开始往更具体的制度“生长”。

围绕公共事务，良渚文化村逐步形成“阳光议事”机制。党员、居民、物业、业委会、法律工作者等围坐到一张桌前，“有事不藏着、遇事不绕弯、问题不推诿”。

2020年，大郡南区域5000多户居民遇到停车难题，一次次摆事实、讲诉求、找办法，最终通过协商形成解决方案。近年来，社区通过“阳光议事”已解决停车、养宠、物业选聘、小区环境整治等80余个问题。

9支调解小分队、数十名民间调解员活跃在网格；“共享法庭”把法院的司法服务延伸到居民身边。简单纠纷，民警和调解员先调；公共事务，大家一起议；遇到复杂法律问题，再请法官在线指导。

这样的变化，也出现在今天的数栖湾。去年9月，数栖湾AI+产业社区正式开园，吸引大量年轻创业者、独立开发者和“一人公司”。这群人的工作时间大多不是朝九晚五：有人下午才开工，凌晨仍在讨论项目；不同团队共享空间，又希望随时交流碰撞。

显然，写字楼式的传统管理方式并不完全适用。园区根据年轻人的工作习惯制定社区公约：公共空间共同使用，环境共同维护；工作人员下班后，进入自治模式。创业者会自发组织技术分享、出海交流等活动，结束后自行恢复场地。

“自由，不等于没有规则。”良渚数栖湾社区负责人李嘉禾说，在这里，不同公司的人很容易因为一句话认识，又因为一个创意达成合作，“大家虽然做着不同项目，却属于同一个社区。”

从居民共同制定的村民公约，到停车公约、疫情期间的特别公约、青年公约，再到AI产业社区里的自治约定，变化的是治理对象和生活场景，不变的是一个朴素的逻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共同的生活由大家共同维护。

“这些年，社区在变，居民的需求也在变，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遇到大家共同的事情，先坐下来商量，在规则里找到最大公约数。从最早的村民公约，到后来的‘阳光议事’、共享法庭，我们希望法治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边界，也愿意为共同生活多尽一份责任。”良渚文化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冯云德说。

午后的玉鸟集，游客喝着咖啡悠然自得，年轻创业者敲击键盘，那面刻着26条公约的锈墙静静立在那里。15年前，人们讨论的是如何养宠、停车、与邻居相处；今天，新村民开始讨论AI、算法和创业。

从居民的邻里日常，到AI创业者的共享工位，这份生长了15年的公约，从来不是刻在墙上的冰冷条文，而是余杭基层法治最生动的注脚——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守护者，最终在共商共建里找到属于所有人的温暖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