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老余杭通济桥堍建的碉堡


余杭沦陷后,当地民众纷纷组织游击队抗日自卫,图为活跃在杭州城郊的游击队


新四军被服厂旧址内陈列

太平乡(今余杭鸬鸟)墙上的抗日标语
来源:杭州档案、区档案馆 

○ 汤阿高/口述 吴云水 吕洋/整理

余杭区瓶窑镇张堰村,白鹭在翠绿的水田中安然憩息,道路两旁的水杉挺拔茂盛,俨然一派江南水乡的宁静祥和。然而,八十多年前,这里却是战乱之地,满目疮痍。

1937年12月23日,余杭县城沦陷。日寇入侵余杭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瓶窑镇上,日寇接连放火、烧房,从外窑洋桥头一直烧到里窑三官塘小酒店,许多无辜百姓惨遭屠杀。日寇为防备余杭军民抵抗,自北向南修筑了马头关炮楼、马家口炮楼、烟堆山碉堡、张堰碉堡、余杭狮子山碉堡等军事据点,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张堰村作为沦陷区的关键节点,既是日寇军事部署的重要一环,也成为中国军民顽强反击的前沿。在这段黑暗岁月里,张堰村村民承受了深重的苦难,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但他们以不屈的意志守护着生命尊严与民族气节。

张堰村文化特派员吴云水曾多次深入该村采集抗战史料。88岁的汤阿高一直居住在张堰村,他讲述了烽火年代的抗战故事。这份珍贵的口述,不仅是血与泪的记录,更成为还原那段苦难历史、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实证。


1 逃亡路上 襁褓中的我被夹得奄奄一息


日寇占领余杭后,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抢光、杀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张堰村同样难逃魔爪。

1937年12月底,驻扎在余杭县的日寇突然对张堰村发动扫荡。全村犬吠骤起,远处火光冲天,枪声由远及近,继而传来日寇军靴踩踏地面的“嗵嗵”声。

据母亲回忆,日寇扫荡时,我出生还不满两个月,她一把抱起襁褓中的我,与一家十余口人夺门而出,向西北方向的三角塘、百步村处逃难。

逃亡路上,母亲起初将我紧抱在胸前,但因奔跑不便,转而将我夹在臂弯之下。家人互相搀扶,跌跌撞撞地穿越田埂、河沟,一路艰难前行。途中,村里的老人徐海顺因体力不支,几次未能跨过一条水渠,跌入泥潭,最终在众人帮助下才挣扎出来。

逃至赵家堰头一处杂木荆棘丛时,众人已经筋疲力尽,纷纷躲进隐蔽处喘息。

此时,母亲才发现臂弯中的我已被夹得气息微弱、面如土色,几乎奄奄一息。母亲赶紧掐我的人中,摇晃我的身体,终于一声啼哭,我保住了一条命。


2 北湖草荡 响起猎手的复仇枪声


抗战时期,瓶窑镇南山村南山组有一位民间猎手,他叫吴钱生,因擅长捕猎飞鸟,人称“打雕钱生”。

在日寇的一次扫荡中,吴钱生家的房子被烧毁,兄弟被无情枪杀,这在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39年的一天,吴钱生背着猎枪来到张堰村小湾兜,走向北湖草荡准备狩猎,却在沙塘湾堤塘处撞见了三个巡逻的日寇。

彼时,沙塘湾荆棘丛生、芦苇遍野,地形错综复杂,正是适合打游击的场地。芦苇荡中,两位中国军人正端着枪密切地关注着日寇动向。吴钱生便潜行到他们身边,一同埋伏。

“我的兄弟就是被他们打死的,今天一定要报仇。”吴钱生压低声音,主动请缨。中国军人见他态度坚决,将手中的枪支递给了吴钱生。

多年的捕猎经验终于运用到了实战中。考虑到一枪只能杀死一个日寇,剩余两个可能会迅速反击,吴钱生屏息凝神,等到三人在堤塘上走成一条直线时,他才扣下扳机。“砰”的一枪,枪声回荡在寂静的草荡上空。

吴钱生的射击水准果然高超,一个日寇当场死亡,另外两个均被打伤,在吴钱生三人的追逐下,飞快地逃窜而去。受伤的日寇逃回据点后,报告了在北湖草荡遭到伏击,随后日寇向张堰村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日寇来扫荡时,我已经7岁了,蜷缩在家中不敢出声,眼看着他们将自己的家扫荡一空。凶残的日寇抓住了我残疾的大伯,说他是新四军的“线人”,要将他现场“处决”,幸得邻居王彩云出面解释,才保住了大伯的性命。


3 陪练摔跤 父亲被摔到昏迷不醒


日寇占领张堰后,仇山碉堡、张堰碉堡于1940年相继建成,他们还修筑高塘路连通两地,沿途强征民夫、凌辱百姓,许多人因劳累过度而丧生。

这条军事要道是日寇巡逻的必经之路,我当时5岁,经常能看见日寇驾车扬尘而过。

一天,日寇巡逻队行至北湖分洪闸新桥头,见我父亲汤官发正在田间劳作,便挥手示意他上前。父亲内心惶恐,但看到日寇手中的荷枪实弹,也只能硬着头皮走近。

原来,日寇要找人练习摔跤,见我父亲身体结实,便强逼他做“陪练”。其中一名日寇上前猛然抓住父亲的手,转身一记背摔,将他重重地砸在地上。

父亲完全没有摔跤经验,一时无法爬起,日寇在一旁龇牙咧嘴、哄笑不止。另一名日寇又上前,再次将他摔倒在地。如此反复,整整一个班轮流将他作为训练道具,一次次背摔、扑压,直至他浑身是伤、昏迷不醒。

日寇扬长而去后,家人见我父亲久久未归,四处寻找,最终在新桥头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被抬回家中后,父亲休养了许久,方才恢复。

多年后,父亲提及此事,仍难掩愤懑之情。那一日的屈辱与伤痛,不仅是他个人的磨难,更是民族苦难岁月的缩影。


4 军民协同 勇破日寇通讯线路


1940年,随着张堰碉堡、三角塘工事及仇山碉堡陆续建成,日寇沿中苕溪、北苕溪铺设了竹木桥、道路和电话线。这条军事要道成为中国军民重点打击的目标。

当时,余杭西部的新四军多以小队形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作战。在侦察中,他们发现张堰至三角塘一段通讯线路守备薄弱,便决定实施破坏行动。

行动前,新四军秘密联系了张堰村民汤春林。他是我的堂叔,常穿一件竹篾编织的、黝黑发亮的衣服。

堂叔熟悉地形,负责剪断电线。新四军则分兵东西两侧监视日寇动静,以火力掩护争取时间。

当晚,月黑风高,堂叔手执老虎钳,猫腰前行,迅速抵近目标。黑暗中,他数次爬杆滑落,工具也跌入石缝,几经摸索才找回。他将钳子藏在衣内,拼尽全力再次攀爬,却不慎触碰到日寇设置的防破坏铁皮箱,“叮当”作响,顿时引来碉堡内机枪扫射。堂叔摔倒在地,新四军立即开火还击,压制日寇。

虽身受重伤,堂叔仍拼尽全力滚下堤塘,踉跄着潜入夜色,新四军在与日寇对射中逐步撤离。

此次行动虽没有完全成功,却彰显了敌后军民协作抗敌的团结精神。

八十多年过去了,北湖草荡早已恢复宁静。吴钱生、汤春林等人的故事,通过后人的采集记录,得以成为张堰村永不磨灭的抗战记忆。

抗战亲历者的口述,不仅记录了个体的苦难与抗争,更凝聚着一个民族在烽火岁月中展现出的坚韧与尊严。

历史不曾远去,它沉淀在这片土地的肌理中,提醒后人和平的来之不易,也见证着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新生的不屈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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