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濮玉慧 良渚遗址管理区微融媒体中心 摇慧敏） 种类丰富、样式精美的良渚玉器，给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杭州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以重达6.5公斤的体量被尊为“玉琮王”。这件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不仅以0.1毫米级的雕刻精度展现神人兽面纹，更以其所处的礼器群揭示出完整的信仰体系——反山M12出土玉器的单件就达到647件（不包括玉粒和玉片），印证了“以玉事神”的文明特质。

距此18公里的德清中初鸣遗址发现大型制玉作坊，则展现了支撑这种精神信仰的物质基础：规模化玉器作坊集群的存在，使得玉礼器的生产突破了个体化制作，为礼制文明的扩散提供物质前提。

这种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在太湖南北掀起持续千年的文明浪潮。考古发现显示，良渚文化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以太湖流域为腹地的三级聚落网络。

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嵌玉漆器印证着良渚晚期政治中心的东移，苏州草鞋山“中华第一玉琮”将玉礼器传统明确锚定在良渚时期，而常州寺墩遗址33件玉琮随葬墓的规格，则彰显出次级中心的文化创造力。

这种“中央-地方”的互动网络，通过玉礼器系统实现了文化基因的跨地域传承——安徽定远德胜村的多节玉琮保持着典型良渚形制，江苏兴化蒋庄遗址的玉琮随葬群突破了长江天堑，广东石硖文化的简化兽面纹则显现出礼制符号的在地化演变。当这些携带共同文化密码的玉器出现在河北唐山、四川广汉时，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史前文化辐射圈已然清晰。

玉器的流动轨迹继续向时空两端延伸。在历史维度上，良渚文化的国际传播通过两条路径展开：古代的物质流动在弗利尔美术馆的刻符玉璧、大英博物馆的十九节玉琮上留下实证，这些20世纪初期流散的文物，无声地述说着殖民贸易时代的文明碰撞；在当代学术维度上，10个其他国家45家机构共建的“良渚海外玉器数据库”，则将289件散落珍品转化成数字时代的“文明拼图”。这种古今交织的传播模式，为文明对话搭建起双重桥梁。

爱玉的传统始终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如今，良渚正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叙事。《良渚揽秀》时装秀与交响乐巡演，使神徽纹样升华为世界性艺术语汇；多语种丛书《五千年良渚王国》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亮相，实现了学术成果向公共知识的转化。正如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所言，这种跨越五千年的文明对话，本质上是在寻找“和而不同”的共生智慧。

从环太湖的玉器作坊到跨大洲的文明对话，良渚文化的时空旅程重塑着人类对文明演进的理解。当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将良渚与古希腊文明并置讨论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古老文明的隔空对话，更是中国通过文化自觉重构世界话语体系的当代实践。

这条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帛之路”，正以古老文明的精神资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着历久弥新的价值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