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狙击手》是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讲述的是发生在不起眼角落的一场普通遭遇战，塑造了一个个平凡又伟大的英雄形象。

与张艺谋过去的作品相比，该影片在电影语言上表现得异常冷静、十分克制，却又不失充沛的情感。

电影《狙击手》的背后，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导演在创作中又有哪些收获和思考？日前，记者专访了张艺谋。

以小见大

“把一个个普通人放大，

也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放大”

记者：《狙击手》讲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故事，却没有选择宏大叙事的方式。您基于怎样的考量，选择小切口的叙事视角？

张艺谋：拍摄这部影片时，我们知道《长津湖》等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都在筹备中，为了避免同类化，采取了一个小的切口。

以狙击手为主角的电影是一种独特的战争片类型，狙击手的故事很容易从一个小切口进入，一般会凝聚在一支小团队甚至个人身上。

我认为，再宏大的战争叙事也是由无数的鲜活的个体故事构成，创作要聚焦战场上个人的命运、个人的蜕变、个人的成长，方方面面。我们拍电影就是拍故事、写人物，跟着人物走也是拍电影的一个基本规律。

记者：在以往的同类题材中，我们常被将士们的忠诚和勇敢打动，《狙击手》突出塑造这群狙击手的智勇双全，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同时塑造了一个“爱哭”的英雄，这是怎么考虑的？

张艺谋：《狙击手》的取胜很大程度上更要靠聪明才智，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着力塑造，希望呈现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电影中，武器装备落后的志愿军战士用勺子来窥探敌方，这个“土法子”是我的创意。灵感源于道路拐弯时常设立的凸透镜，做饭的勺子磨得很光是不是可以有凸透镜的功用？伸出去一定能看到对方的火力点？

经过多位军事专家考证，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把勺子不仅成为贯穿全片的重要线索，又成为班长和大永之间精神传承的一个象征。类似这样的小细节，影片还出现了“声东击西”“赶鸭子上架”等战术，都是希望能凸显战士们的智慧。

小战士爱哭是抓住了另一个点。常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流泪未必非男儿。我们想给演员一个支点，让观众看到角色的成长。

片尾，大永终于见到了连长，他还会流泪吗？我们设想和尝试过不同的反应，但大家认为，经历了这么艰苦而残酷的一场战斗，当他再见连长时，坦率地说应该是像见到了娘亲一样，一下子就绷不住了。这是特别自然本能的反应，是我想还原的有血性也真实的志愿军战士。

张译在演这场戏的时候本来不打算哭，后来也被演员的情绪带动，流下了泪水。一头一尾的两场哭戏，内蕴完全不同，体现了一个战士的蜕变和成长。

突出纪实感

在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里

看到中国人的精神

记者：从画面呈现和感情表现来看，《狙击手》与您过去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更加冷静和克制，能谈谈这方面的考虑吗？

张艺谋：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残酷的战场上，所以影像的色彩大都是黑白灰，不大可能是传统美感的东西，以往那种色彩肯定是不能用。

为了保持纪实感，我一度很想全程手持拍摄，但后来觉得晃得有点厉害，所以放弃了。注重写实性，是这类题材所需要的。

记者：观众有一些疑惑，比如，战士的脸为什么这么干净？他们的披风为什么这么干净？这好像跟我们在一般的战争片里看到的不一样。

张艺谋：电影一开始我们就交代了，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之后，也就是《长津湖》所表现时期的两三年之后。那时候，双方进入对峙阶段，阵地犬牙交错，炮火反击也很难开展。

资料显示，当时五六百米射程的枪都能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摸到敌人的跟前打。战场离我们部队的驻地也并不远，所以不需要在驻地把自己的脸抹得那么黑。

而且当时的条件已经改变了，部队后勤各方面的保障都跟上了。所以，我们在《狙击手》里看到的战斗场面跟大家在《长津湖》里看到的不一样，是不同的战争阶段。

披风为什么在雪地上不会有很多土，这也是跟军事专家讨论过的，因为雪地上都是水。艺术创作必须尊重历史，不能为了所谓的效果胡来。

讲好中国故事

“好看”可能是

未来电影发展的主潮

记者：近年来，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受到人们喜爱，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艺谋：从《长津湖》的成功可以看出，年轻观众之所以如此关注反映70多年前这场战争的电影，因为它反映投射出中国人身上浓厚的家国情怀。年轻人喜欢看这类电影，这是中国电影市场上发生的很大变化。

我们不能小看市场变化，大家都是自发到电影院的，因此，电影就像一个民意测验。票房看起来是一个数字，但数字背后却是人心。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发生是很可喜的，我们不再像10年、20年前那样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对美国流行文化那么迷恋了，观众的文化自信更强了、观众的文化认同也更强了。这也给创作者很大的鼓励，也鞭策我们要把电影拍好，把中国故事讲好。